两汉之末的乱，就在于两汉的中前期太伟大了，人口太多了，过剩的东西，就有被消灭的需求。

有十人，地只够养八人，造成大乱的缘由就这么简单，而不是什么土地兼并的表象。

春秋战国时才是土地兼并的极限，地全是诸侯的，没小农什么事。可八百年春秋，一例平民革鼎造反的例子都没有。

农耕文明的极限瓶颈一来，有十人，地只够养八人，任你再不兼并，再亲贤臣远小人，把外戚宦官全杀了，满朝皆圣人，还是解决不了十大于八的简单问题。

这也是儒教最伟大的地方，前中期教化人不争，让春耕秋战的战国成为过去，让人口平稳上升。

可到了末期，人与羊一样，承受羊的草场是有限的，羊多草场少的问题，已经不是书经与道德可以解决的了。

凉州之乱的根源，就是人口问题。

本地粮食不够吃，人除了外流，没别的办法。

即便是青唐大雪山，海拔每提高千米，气温下降7摄氏度，这是小学常识。夏天才三十来度，那5000米以上终年肯定就是零下了，这个海拔分界线就叫雪线，线以上夏天也是积雪。

雪线以下千米，海拔四千米以上麦谷等作物已经无法生长了，这是化雪区，冻土高原。可羌氐人还是流过去。因为有青稞，一般的牛羊养不活，那不还有牦牛么？

高原再苦，能比就地饿死还苦？

穷困至极点的高原，羌人且能活，连饿死都习惯了，造反又算什么？

韩遂等人旗下十余万众，八万以上是羌氐，其余是羌化了的汉人。

汉胡杂居那点文明的冲突，你该学汉字，放弃爹死娶小妈。还是我该学你坐板凳，睡高床，吃烧饼火锅，都是相互融合中的小磨合。

在面对全要饿死的共同大灾难时，携手造反就是共同的需求。

可因为不够吃而造反，又提供不了多余的粮食，那就只能让多余的人减少。

解决不了问题，就解决有问题的人。

皇甫嵩，朱儁，卢植等朝将，对黄巾无不如此，也是屠光。

因为这就是正确的解题方法，当十个人，粮食只够养活八人时，要么把人减到八人以下，要么多供应二人以上的粮食。

仁慈是解决不了问题的，当无法获得更多的外部粮食供应时，若不杀这两个多出来的人，十个人全都会死于争夺八粮的死亡螺旋中。

可为了平此起彼伏的凉州叛乱，汉廷花了二百四十亿钱的军费。

这就是为何要弃凉，从西汉直至最新在长安被俘的大名士崔烈，都在屡屡上疏弃凉。

可凉州对于北盟来讲，就是一块宝地，一个大粮仓了。

因为解题思路不同，一生就守十亩地，年年盼望亩产三石的农耕思维，是解决不了人口始终增长，家里地始终不涨的问题的。

反而一个推恩令，废弃长子继承制，改为全子女继承，就能把大诸侯瓦解成一个个小诸侯，一个个平民，让人越来越穷。

就是强如开国诸侯，都解决不了不变的地盘，与越生越多的子孙，两者之间此消彼长的分配问题，汉室宗亲都照样要织席卖鞋去。

北盟不怕人口问题，就在于“不固定”，就是深信自家新开垦的土地面积，粮食增产的速度，远远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。

就是一个改造原本不适宜耕种的土地，一个资源合理配置的问题。

关中人多，并州缺人。塞内人多，塞外缺人。南国茶多马少，幽州缺茶马多。唐山煤铁过剩，没粮。雍奴鱼米满仓，就是缺煤少铁。

就是在不断增产的同时，将资源合理配置，各区域优势互补的事。

而不是什么近贤臣远小人的，西征军入凉州，主要就是通过调节资源配置，来让凉州区域恢复供需平衡。

包括瓦解地方宗族，异地迁徙人口，都是为了调节资源配置，并非是嫌凉州人口多。

对李轩来讲，凉州没有敌人，只有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，阻挠他攫取支配权的人与势力，就是需要打压下去的对象。被支配的人与势力，就是一家人。

对他来讲，凉州的人口也不是太多，是太少了的问题。

“我没有招安韩遂，李文侯，马腾等人的想法。恰恰相反，这都是我要歼灭的目标。”

只带了卫队从榆中赴金城，找三哥张飞玩的李轩，并未入金城城中，怕城落不久，有义士雄起，当街刺杀占领军司令，故而谨慎的驻留在了苏双部在城外扎的一个马营中，帅旗未升，金鼓不鸣，以免招贼。